鲁迅文化偏至论白话翻译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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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化偏至论》白话翻译：

一、中国已经是以自尊自大闻名天下了，善于诋毁它的人，或又称之为顽固，并将抱残守缺，直到灭亡。近代人士，稍稍听了一些新学上的言词，便也引以为愧了，态度翻然而变，话不合西方的道理不讲，事不合西方之法不为，攻击旧有事物，惟恐不力，称将革除以前的错误而图谋富强了。对此或可试论之：很久以前黄帝勘定蚩尤之乱而定居华夏，制定典章礼乐，文明从此开始。世代繁衍于此，逐步演变为兴盛之势，达到华美博大。在华夏周围涌动的，都是一些弱小不开化的蛮夷罢了，这些民族的所创所成，无一值得中国学习，所以文明教化高度发达的成就，都是出于自身而没有吸收别人。下及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兴起，思想和文化艺术，灿烂可观，但因道路艰难，波涛险恶，阻塞了彼此的交往，未能择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作为师资。等到元明时期，虽有一、二传教士，以传播教义及历法化学等在中国谋生，但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直到海禁被打开、白种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国眼中的天下，只看见四方蛮夷效法上国。其中有彻底改变自己归顺中国的，也有心怀狡诈，欲乘机实现野心的；但说他们具有显著的文化成就，真的足以与中国不相上下，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屹立于中央而无从对比，就会更加自尊自大，珍爱自有的一切而傲视远方万物，虽说是由于人的情感而如此，但也非完全违背事理。但也因为没有对象可比较，以致长时间处于安逸状态，便开始衰落了，没有外部的压力，上升的势头就会停止，社会风气使人颓靡迟钝，突出的表现是见到外来好的文化不思效法学习。崭新的国家在西方纷纷兴起，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指向中国，稍一施动作，便木然僵倒，人心自感处境危机，而略具小聪明的浅薄之徒，于是竞相谈论武备军事。后又有在国外学习的人，近不知中国的情况，远不了解欧美的实际，用他们所捡拾到得微尘草芥，罗列在人前，称引进坚船利炮是国家的首务，又引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词句，作为文饰以掩盖谬误，拿印度、波兰的亡国相印证，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这种用比较力量大小做出的评价，与文明进步或野蛮落后有什么关系呢？远的如罗马帝国被东西哥特人灭亡，近的如中国被蒙古、满清占领，其文明程度的距离有多大，不必等聪明人来也能得出判断。然而决定胜负命运的规律，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假如又说，以力取胜只有在古代才是对的，现在是机械当先，不以力取，所以胜负的结果，就是对文明与野蛮的判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如开发人的智力，启发人的精神，让他们知道搜罗武器，不过是为了抵御豺狼虎豹。而那些喋不休地赞美白种人的掠夺欲望，以为那就是顶级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意欲何为？即使按照他们说的那样（网罗来坚船利炮），而举国之民依旧孱弱，交给他们巨大的武装，哪里能够胜任，仍然只有倒地僵死的结局而已。可叹呀！这些先生大概是靠军队为生的，所以根本不做根本的谋划，仅仅是以其所学在天下某一职业；虽有战盔深掩其面，像是威武不可侵犯，而求取利禄的神色，已经显露在外了！其次还有发展工商业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的说法。前两种主张在中国青年中间一向受重视，他们纵然自己不能有所主张，但从事研究的也不可尽数。大约国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借图谋富强之路的名目，博得志士的美誉，即使有不幸，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但自己却广有资财，大可温饱；即使连国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犹太亡民一样被虐杀，如果很善于隐藏，或者不至亲身承受；纵然大祸临头，总有幸免者，这个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于是还能温饱如故。如果真都是善于隐藏、心存侥幸这两种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其中比较好的，或许是真的痛感于频遭外侮，惶恐不可终日，自己既然荒疏浅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没用东西，准备纠集大众来抗御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飞扬跋扈，善能折腾，遇见与自己见解有分歧或利益有冲突的一方兴起，必定借助大众的力量来欺凌这些与自己不一致的少数。借口民主，压制比暴君还要强烈。这就不单单是违背事理了，即便是为了图谋救国不惜牺牲个人，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考虑简单，茫然不知其所以然，总是顺服大众的盲目意志，这无异于对身患痼疾者，去掉药物治疗和保养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于巫祝之门。比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借着空名，满足其私欲。不顾眼见的诸多事实，将对事务的处置权利、舆论的传播建设，全部交给一帮利禄之徒，或者是愚昧迟钝的富商，不然就是善于垄断权利的市侩，只因为他们各自擅长钻营掠夺，而名列其中，更何况还能掩饰自私自利的恶名，而博得为大众谋福利的美誉，捷径近在眼前，也就无所顾忌地竭力求取了。哎！古代统治人民的，不过只一个独裁者；按现在讲的道理，将顿时变为由千万出色的无赖统治，人民是不能忍受这种命运的安排的，这与振兴国家究竟有何帮助呢？但这帮人，当他们张扬其号召的时候，无不借近世文明为后盾，有反对其主张的人出来，就送给他们“野蛮人”的称号，声称他们有辱国家危害社会，罪当该死。但不知他们所谓的“文明”，是按照已经确立好准则，慎重取舍后，选其美好而且可行之于中国的“文明”吗？他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服从多数的主义，或许是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文明的一个侧面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是恰当的。今天世界的所有成就，无一不是继承前一时代的遗产，文明必然是处在不断演变之中，又可能是和上一时代的大势潮流相抵抗的，所以文明也不可能不出现偏至。真要是为今天的中国做打算，就应当考察探求既往，预测把握将来，抨击物质而张扬精神，相信个人而排斥大众。人的精神既然能够发扬振奋，国家就会振兴起来。何必要去做抱枝拾叶的末节，空谈什么“金铁主义”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呢？当势利的念头在心中疯狂膨胀时，就湮没了对是非的辨别，一切主张和措施，就都不相适宜了，更何况这些人志向与操行低下恶劣，借新文明的名，来极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呢？所以，现在所谓的识时务的才俊，考察其实际，就会发现多数人常常是瞎子，把红小豆当成黑珍珠来珍贵，少数人则是巨奸大盗，垂下微小的诱饵，就想钓到鲸鲵般的大鱼。假使不是这样，内心都正直无私没有丝毫缺点和过失，于是辛苦操劳，雄才得到施展，慢慢地事情做成了，心愿也满足了，终于使其得到了所谓的新文明，全盘纳入中国，但这种经过演变后的偏至文明，在它远方的发源地已经陈旧过时了，（我们却）顶礼奉迎，我们又为何必如此匆忙呢！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曰：物质也好，民主也好，其演变道路走向了偏激。根据史实出现在西方是因为形势所迫：强行拿来用在中国就错了。如果追问真的错了吗？那么请沿着历史的轨迹直到它的本源——二、世纪纪年的开始，起源于耶稣出世的传说，历经一百年为一期，如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被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事，这只是西方按照历来留下的旧例，借此作一时间上的区分，并无任何深奥的含义。实际上思想文化与政治兴亡的历史演变是连绵不断，深有根底的，像流水必有源头，草木必由须根，忽隐忽见，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一旦要抽引推求它的结构条理与主次先后，大都又盘根错节不可分离，如果单说某个世纪的文明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也只能是举其最明显之处来议论一下而已。考察史实，如古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以后，才开始了整个欧洲共有的历史；再后来教皇通过宗教特权，控制整个欧洲，导致西欧各国受限衰败，情势上各国如同在一个社会，疆域上的分别，等于是一国之中的不同区域；更严重的是宗教束缚人心，思想自由几乎被灭绝，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揭示阐发出新的理念，心怀新的见解，但被宗教法令所束缚，全都缄默不敢出声。但终究民心如波涛，受阻后反而更加浩大，于是开始想着挣脱宗教的束缚，英德两国，反抗的人最多，教皇教廷，成立怨恨集中的地方，因为教皇教廷设在意大利，就联合意大利人一起来对抗它。大部分民众，都把同情给了反抗者，凡是能阻滞宗教法令，抗拒教皇的，不论是非，一律给予赞扬附和。当时德国的马丁·路德站出来说，宗教的根本，在于信仰，宗教的组织和戒律，都是其华美的外表，竭力攻击、打倒旧有宗教。自创的新教，在于废弃宗教等级，废黜教皇、主教等称号，而由牧师取代，专门负责传宣神的意旨，置身于社会，与常人无异；在宗教祈祷仪式上，也简化了旧有的做法。新教所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