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先生琐忆

　　我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陈桂生先生，却有幸同时受教于瞿葆奎先生。从99年9月开始，我参加了瞿先生组织的所有“学术星期六”（第期除外），可以算是老先生一名未及门的弟子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学还没有举办学术沙龙的风气，一周一次的“学术星期六”简直成了极其稀罕的学术盛宴。瞿先生鼓励大家自由辩论，相互质疑，切磋学问。那种清新的学风对青年学子颇具感染力。老先生讲话从容，慢条斯理，对不同学术见解的包容和鼓励，对后辈慈和甚至客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门受业之后，才知道先生也是一位相当严格的师长。说来惭愧，我可能是他点名批评得最多的学生了。

纳徒记

　　我成为瞿先生的及门弟子纯属意外。

　　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得到留校任教的机会，不料临到办手续遇到麻烦。研究生院要求我履行委托培养合同，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沮丧无奈之际，施良方老师悄悄来找我，让我报考瞿先生的博士生。我明白这是瞿先生本人的意思，心里感激，也乐意拜读于先生的门下，但我还是如实相告：我已经到了应该工作结婚的年龄，根本就没有打算现在读博士。施老师没有想到我这么没有出息，显得有些惊讶。他劝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是你不用回到原单位工作的唯一出路。再说，读博士并不妨碍你结婚呀！施老师说得在理，但我意欲已决，找借口婉言推辞：我前面没有做考博士的准备，现在又在写毕业论文，不可能有时间备考了。

　　过了几天，施老师又来找我。他说我可以直接升学读博，不必参加博士生招生考试了。喜从天降，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再要推辞不读博就说不过去了。我半推半就，请求施老师容我考虑几天。其实，我内心还是想继续求学的，迟几年结婚并不是问题。就在我下定决心之际，又听说研究生院并没有批准我免试直升读博的申请，原因是我硕士英语课程的成绩没有达到免试直升的合格线。有这种硬伤，我无话可说，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了在上海重找工作的努力。

　　一周之后，施老师再次找到我。他告诉我，要参加博士生招生考试，别的都不用考，只考英语一门。从施老师的话中听得出来，瞿先生和他为我读博的事做了许多工作，争取到这个结果委属不易[]。我很是感激，却高兴不起来——再过一个月就要考试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英语试题又是出奇地难。我再怎么做准备，也很难通过令我犯怵的英语考试呀！算了吧！我决定辜负瞿先生和施老师的美意，躲在宿舍里不见任何人，安心写好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再说。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陈桂生先生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陈先生在信中严辞训令：停止写论文，准备考试！看来，老师们一直在 　　临考前一天下午，我遵命去研究生院报名。招生办公室的老师像看猩猩一样注视了我好一会儿：“噢，你就是黄向阳？！”

　　我去隔壁校医室体检，再将体验报告交回招办，忐忑不安地试探：“我是不是错过了正常的报名日期？”

　　人家告诉我：“早就人替你报名了！”

　　听到这话，心中有弦歌响起。先生大德，莫齿不忘！

训徒记

　　瞿先生没有想到招到一个黑白颠倒、屡教不改的顽徒。

　　话说第五学生宿舍一楼曾经有一盏彻夜不眠的灯。那是我的台灯！我读硕士时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天一黑就来劲，天一亮就歇觉。先生则有散步的习惯，傍晚及清晨时分，我都见过先生和师母从我窗前经过的身影。先生显然也注意到我。终于有一天他憋不住了，把我叫进办公室询问：你傍晚坐在灯下，一大早还坐在灯下，天天晚上这样，究竟在干什么？

　　啊，原来先生看上我勤奋了！老早就听说他对弟子要求甚严——觉少睡一点，天少聊一点，电视电影少看一点。他还说，真要做成学问的话，就得安于艰苦，安于清贫，安于寂寞。老先生天天看见一个学子试图把冷板凳坐穿，想必很欣赏吧。于是，我脱口而出，得意地答道：看书呀，写东西呀。

　　先生满脸狐疑看着我，分明表示不欣赏。他说，他过去也喜欢熬夜，读书人差不多都这样。但是，熬夜其实效率不高。我这才醒悟过来，先生原来是在审问我，是在劝我恢复正常作息，把白天睡懒觉、晚上熬夜的习惯改正过来。我爽快地答应先生，可是改掉一个恶习谈何容易！

　　那是年秋天，先生正率领和指导一大群博士硕士研究生综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基本理论新进展。办公室里热火朝天，但是电脑有限，众人只好一天分三班，轮流使用。我本有熬夜的习惯，就乐得趁大家都休息时整个晚上都窝在办公室里上机。白天，先生有事传唤，又找不着我了。

　　几次三番之后，先生找人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先生让我坐下来，跟我讲毛主席的故事。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有熬夜的习惯。八角楼的灯光从苏区亮到陕北，亮到西北坡，亮到北京。战争年代自然形成的夜里办公、指挥大战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弄得中央领导们夜里不都敢安睡。先生和风细雨讲这些，显然是在敲打我。我诚恳认错，承诺改正恶习。

　　可是正常作息居然那么难，坚持不了几天，我又故态复萌，我行我素了。老先生终于恼火了，召集所有的人开会整顿纪律，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道：黄向阳同志，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像你这样天天颠倒黑白，是要误事滴！……

　　我很惭愧，尴尬地挤出笑脸，连连称是。浩波兄见状，私下提醒我：先生批评你，你怎么还嬉皮笑脸呢？要作痛心疾首状呀！

　　可小的我就是做不到呀。

　　先生严格，不过如此。见我这么顽劣，苦口婆心地劝诫，顶多点名批评一下。要是他老人家严厉一点，我或许早就改掉了熬夜的恶习，不至于弄到现在时过零点，我还坐在电脑前码字，缅怀先生当年温和的劝导。

戒烟记

　　让瞿先生头痛不已的还有我吸烟的恶习。

　　其实，先生自己就吸烟。听师兄们说，当年编纂《教育学文集》，工作紧张，先生的烟瘾还不小。师兄们为了让先生少吸一点，经常趁先生不在时偷吸他留在抽屉里的牡丹牌香烟。香烟消耗得太快，弄得老先生不得改吸便宜一点的前门牌和飞马牌香烟。

　　可惜我没有偷吸先生香烟的机会。我读博一年级那年深秋，气温骤降，先生罹患重感冒，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复发。先生狂咳不止，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为了减缓病痛，先生断然戒烟。说戒就戒，一次成功。其意志力令人敬畏，哪像我一天戒好几回烟。

　　先生戒烟，可把我给害惨了。我习惯在办公室里熬夜。等大家都回去休息了，夜深人静时，我就会在办公室里吸烟。先生一大早来到办公室，闻到烟味，就会把我找来查问，或者让文辉兄转告我不要在办公室抽烟。我当然不会不识好歹，明白先生是在替我健康着想，希望我将来别像他老人家那样受老慢支的困扰。问题是，这烟实在太难戒了。

　　先生批评我，我口头上认错，保证今后不在室内抽烟，可到三更半夜烟瘾一犯，就心存侥幸，抽上一根。一旦开戒，那就不止抽一根了。一次又一次的戒烟失败，不但成了对吸烟行为的不规则的间歇性强化，也造成了严重的认知失调，乃至先生说我，我表面上嬉皮笑脸认错，心里却不服，在肚子里顶嘴：您吸了那么多年才戒。我向您学习，到您的年纪我也戒烟。我这么屡教屡犯，改了又犯，犯发再改。先生反复劝我别在办公室吸烟，甚至让文辉兄在我办公桌前的墙面贴上“请勿吸烟”的警示，除此之外，就拿我这个顽徒没了办法。

　　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一个正在戒烟的老资格烟民身边吸烟是多么粗暴和残忍！我深夜给办公室留下满屋子烟味，先生一大早进来闻到烟味肯定会犯烟瘾，心里不定像猫抓一样难受。先生因为我吸烟又多遭了几分罪。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太不体谅先生了！要是跟着先生把烟给戒了，既成人之美，又成己之美，现在就不会叼着香烟回忆这段往事了。可惜当时没有这个修养和觉悟。

　　现在，我有点困惑。当年我屡屡在办公室吸烟，先生只是批评而已，劝我不要在办公室吸烟而已。先生强迫自己戒烟了，为什么不强迫我也把烟给戒了呢？

吻别

　　年7月30日，我在上海师大凑热闹，和一群同行座谈他们学校荣誉课程建设问题。梅老师准备利用一些教育电影，进行教育理论的教学。我对此颇感兴趣，亦有些许心得，正要全盘托出，突然接到学生来电，说瞿先生不行了，医院。

　　先生年近九旬，脑子还非常好使，一直看书、写作，坚持工作。只是因为体力越来越差，去办公室的次数才慢慢减少。20年7月9日，医院休养体检，坚持不让晚辈搀扶，才在出车门时不慎摔跤，导致盆骨粉碎性骨折，继而引发肺部大面积感染、肠胃出血等一系列症状。先生医院治疗，身体每况愈下。

　　医院，心中很不是滋味。先生这一年身体时好时坏，医院近十次下发病危通知，先生每一次都挺过来了，但愿这次也能逢凶化吉！医院探望时，先生的精神还不错。老人家硬要护工把人家送给他的米棕加热给我吃。他担心我客气，坚持要我在他跟前吃完。先生指着我碗里的棕子说：“你喫这个。”又指着脚端的吊瓶说：“我喫那个。”先生幽默的话语顿时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当时，先生的肠胃出了严重状况，不能吃东西，甚至不能进食流食，只能靠静脉注射获取营养。到7月中旬，先生似乎耗尽了平生的积累。给他按摩时，发现他全身皮包骨头，干瘦得不成样子，令人揪心——真不知道先生还能撑多久。

　　赶到病院，果然大事不好。先生已在弥留之际，身边围了许多人。除了他的子孙亲人和徒子徒孙外，还有校、院、系各极领导在场。我来不及细看，就被催促下楼，开车去接师母，好让她老人家见上先生一面。

　　师母孙谷兰是江苏宜兴名士孙有光之女。抗日战争期间，师母在父亲的支持下，随先生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陪都重庆，就读复旦大学。一个学园艺，一个攻读教育学，光复后留校工作。95年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复旦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师母也随先生来到华东师大工作，长期主管学校的园林科。数十年来，先生培养了许多学生学者，师母培植了无数的树木花草，让丽娃河左右两岸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华东师大成了一所闻名遐迩的花园学校。我追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师母已经退休在家，怪病缠身。据说她脑中一根血管有点阻塞，血流不畅，一种啸叫声在脑子里嗡嗡作响，没日没夜，没完没了，把师母折磨得痛苦不堪……

　　我到先生家时，师母由人医院看病抓药回来。医院时，先生已经谢世。师母终究没能在先生临终时见着这最后一面。这多么年来，先生一直照顾师母，陪伴她与病痛作斗争，没有想到先生竟然先师母而去。

　　师母似乎有心理准备，来到先生身前还是忍不住老泪纵横。她已行动不便，但还是站了起来。她的儿子儿媳纷纷上前劝阻，不让她碰先生。师母坚持要摸摸自己的丈夫，众人执拗不过她，把她的轮椅推得靠近了先生。师母泪眼婆娑，伸出双手把先生的右手捧了起来，她的儿子儿媳又上前劝阻，说不要让泪涕滴到先生的手上。师母只好双手握着先生的手，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轻轻呼唤：葆奎啊，葆奎！……

　　因为先生生前有交待，不开追悼会，也不举办告别仪式，先生的亲友及弟子们得医院，见先生最后一面。病房里和走廊上挤满了人，陪着师母流泪。师母轻声地诉说：葆奎啊，我来晚了！都怪我，不该去看病，不该回家，早一点来，就好了……师母反复地责怪自己，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只好硬着头皮哄老人家：不怪您。是我没有把车子开快一些……

　　过了好长时间，医生来了。医生说，该把先生的遗体移走了。师母猛地站了起来，扑向先生。她的大儿媳连忙阻拦。师母喃喃地说：葆奎对我很好的，我要亲亲他！葆奎对我很好的，我要亲亲他！

　　大儿媳：不行的，爸爸脸上不可以有眼泪！

　　师母不停地揩拭双眼：我不哭，让我亲亲葆奎！我不哭了，让我亲亲葆奎！

　　师母止住了眼泪，可我们的双眼却像决堤的海。我实在忍不住了，恳求说：没关系，没有关系的，就让师母亲亲先生吧！

　　终于，师母在儿媳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在先生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又在先生的右脸颊上轻轻一吻。

　　吻得那么优雅！

　　吻得那么深情！

身教

　　先生去世六年，恩师言传犹存，身教却随着时间推移才日益显现。

　　先生似乎从来没有对我们作过什么直接的道德教导。他只不过是组织“学术星期六”和其他学术活动，指导我们专业学习、撰写学术论文，或者与我们聊天神侃，让我们从中体会到做人、做学问的规范、标准。先生似乎是在不经意之间让我们学会了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那样珍惜自己的人格和学术声誉，养成促进学术自由的宽容和分享精神以及促进学术发展的严谨和求实的作风，并且逐渐懂得应该去追求什么样的学术品位[2]。

　　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曾经坦言自己既无自由之思想，也无独立之人格，一辈子不过是读读书、教教书、编编书而已。很长时间我觉得是谦辞，颇不以为然。细究先生读过什么书，教过什么书（培养过什么人），又编过什么书，方觉先生这么评价自己时应是相当自豪的。

　　扪心自问，成为像瞿葆奎那样的读书先生、教书先生、编书先生，何其之难？

　　试看业界，又有几个像他那样的三书先生？

　　至于“既无自由之思想，也无独立之人格”，岂止是一位老先生的自我批评？

注释

[]崔允漷主编：《课程·良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9页。

[2]熊川武、郑金洲、周浩波主编：《教育研究的新视域》，辽海出版社年版，第49页。

菜爸黄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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