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回响当我们纪念马丁middot

北京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bdfyy/bdflx/

青年力，让青年的发声更有力

来这里，读懂青年中国

作者：隽铭，青年力网专栏作家

年4月4日傍晚，美国东南部的交通枢纽城市孟菲斯，正沐浴在和煦的暮春晚风中。这座城市的黑人人口比例，达到了40%。

然而，一梭“春田”式（又译“雷明登式”）步枪发出的枪击声，打碎了这座城市的宁静；并且伴随着一具伟大躯壳，在血泊中的倒下。随后他被紧急送往该市的圣·医院，然而仅仅一小时后就宣告不治。而且令世人心痛的是，由于他平日过度操劳，尸检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健康程度已经居然相当于六旬花甲的老人，而他遇害时年，却仅仅39岁。

这个魂归天国的伟大灵魂，正是一代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在遇难当时，正倚在栏杆上与站在楼下的他的民权活动伙伴杰西·杰克逊谈话。而在此之前，金博士刚刚邀请杰克逊的一位朋友（音乐家本·布兰奇）在两小时后就要召开的支持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的集会上演奏一支黑人圣歌《亲爱的上帝，请拉住我的手》。然而，他再也无法听到这首慈悲的乐章……

△马丁·路德·金当年遇刺的洛兰旅馆如今已经被辟为纪念馆。旅馆外旁的标牌介绍了他当年遇刺事件的始末。

此事的神秘感不仅于此，它冥冥中仿佛如一个早已烙印上的诅咒——

在金博士遇刺前一天即4月3日，他参加了基督神教会全球总部聚会。而为了赶赴这次聚会的飞机航班本身就因为炸弹威胁而延误。而在赶到聚会后，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演讲（史称《我登上过山顶》），并提到了这次炸弹威胁。这场大会的执行主席安德鲁·扬事后回忆道，那些日子曾一直流传说法，有人要加害于金博士。但他表示，金博士当时给出的答复为：“这样的传闻并未使我受到影响。我已登上了非暴力运动的圆满顶峰。”

然而实际上，金博士在为争取种族平等的运动中冲锋陷阵时，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宿命论者。无数次的徒手挨打自然是家常便饭；年他在纽约哈莱姆（注：黑人较多的街区）的一家百货商店，被人刺伤左胸；年又在佐治亚州的一座小教堂里布道时，有人向邻近的房屋开枪。事后他说：“我有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我甚至有可能死去。但是，即使在斗争中我死去了，我要人们这样说‘他是为使我获得自由而死的’。”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这位被害的黑人民权领袖的战友们想方设法来抚慰他生前的黑人伙伴们，提醒他们要记住他生前那些有关非暴力的信条，但尽管如此，在国民警卫队赶来维持秩序之前，金博士遇难地的某些地区还是发生了骚乱；刺杀他的案犯杰姆斯·厄尔·雷半年后在英国落网，并被引渡回美国接受审判（获刑99年，后病死于狱中）；年，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向他追赠总统自由勋章；年，美国国会决议向金追赠国会金质奖章，两者都是美国平民最高荣誉；年，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被定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假日之一；年，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正式开放给公众参观；此外，全美已有数百条街道以马丁·路德·金命名。

△全美以马丁·路德·金命名街道的分布图。由此亦可推知美国黑人的分布疏密。

然而，这一切荣誉的背后，却不及“正义仍然在迟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多年来一直被公众质疑对于金博士遇刺一事负有“可能早有不怀好意的密谋”之责，因此直接凶手杰姆斯·厄尔·雷多年来一直自认为“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还没确定密谋始末的情况下，就急于推我这个替罪羊到舆论前台”，且他自己也屡次遭到过将其灭口于囹圄的死亡威胁。金博士的夫人科列塔·金在获悉孟菲斯地方法院的判决后说：“决不能让认罪掩盖犯罪过程，也不能以认罪来终结对谁帮助扣动枪机的侦查。一切对这起凶杀案并非无动于衷的人，都应该要求田纳西州和联邦政府继续侦查，直到查清所有参与这件罪行的人。”迫于舆论压力，在金博士被害10年后，年美国国会不得不对金被刺一案重新进行专门调查。调查于年结束，所得材料达数十万页，总结报告达页，最终作出了金死于密谋的新结论，但却无法查明密谋的具体参加者。因此总之，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真相仍是一个谜。

虽然敌人以卑劣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金，虽然谁是杀害他的元凶或许将永远是不解之谜，但他的反抗精神是永存的，依旧激励着热爱平等、自由的人们继续向种族主义制度发起猛烈进攻。虽然他喋血江湖，但他美妙的梦想和不屈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美国人民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愈发高大。

正是他所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风潮，让大卫·丁金斯能够入主纽约市政厅，成为这座全球财富之都的第一位（也是全美第一位）黑人市长，更让康多莉扎·赖斯、巴拉克·奥巴马这些更努力奋斗的美国黑人政治精英在新的时代成为国务卿和总统，掌握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政治权柄，从而为“美国梦”赋予新的内涵。

而远在黑人的故乡——撒哈拉以南非洲，纳尔逊·曼德拉的事业更是直接受到马丁·路德·金的鼓舞，他为在非洲大陆消灭最后一个种族隔离政权品尝了长达27年的牢狱之苦，最终带领南非有色人种获得了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金博士多年如一日地为他的事业奔走呼告，最终捐躯呢？

这便要从美国的种族问题说起。尽管年代的美国经历了惨烈的南北战争、且废奴功勋总统林肯也遇刺身亡等如此大的代价后，至少在法理上把黑人从“劣等”地位解放出来，但在此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黑奴制度事实上只是被“阉割”了，即“升级为了新的压迫方式”。

众所周知，年12月1日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女工（她就是载入史册的美国“民权之母”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事件，是让时任该教区牧师的马丁·路德·金揭竿而起发动“抵制该市公车行动”的那粒“星星之火”，并且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该运动持续长达天，并扩散到全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年1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种族隔离违宪，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被正式废除）。

然而，那次让罗莎·帕克斯愤而觉醒的遭遇也仅仅是这些种族压迫现象的“冰山一角”，在那长达一个世纪的美国黑人政法地位状态，其实更加触目惊心——

在暂时废除了黑奴制度的所谓“镀金时代”美国，又于年代起实行了所谓“罪犯租赁”（ConvictLeasing）制度，该制度规定：全美所有罪犯（或者是监狱服刑人员）可以被合法地卖给其他公民（买家一般是庄园主）作为劳动力（该法条英文原文使用的词汇为Labor，但实质就是奴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白人基于这部法律又出台了更加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JimCrow）法”，该法的实质亦是一部种族隔离法，而且它在执行时还经常基于黑人和白人社区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资源，使得无数黑人被捕入狱，而沦为奴隶。从这个角度，“吉姆·克劳法”时代下的美国黑人，在人身自由方面的风险可能比南北战争之前的黑人还要多。

同时，从南北战争之后开始，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有一个很大的掉转，这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一个特点。南北之争之前虽然存在着堂而皇之的黑奴制度，但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黑人在美国的文学和新闻宣传下，总归也被大部分人看作“Childish”或者需要白人保护的脆弱和无知群体；而在年代以来的“百年隔离”背景下，美国黑人则又被严重地罪犯化和危险化（白人开始怕黑人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白人法学大师布莱恩·史蒂文森在他的著作《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中提及，“在美国广大的贫穷城市社区，黑色和棕色皮肤的男孩通常都有很多次遭遇警察的经历。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还是会成为警察的目标，执法人员还是会假定他们有罪，怀疑他们有危险或参与犯罪活动。随机检查、询问和骚扰大大增加了男孩们因轻微犯罪被捕的风险。他们中有很多人因为小事而背上犯罪记录，而对于家庭富裕的孩子来说，这些事情根本不会让他们遭受任何惩罚”（该书中译本第页）；“现代美国共执行近次死刑，其中有近40%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即使是在这个州，死刑判决率也大幅下降，死刑执行的步伐也减缓下来；阿拉巴马州的死刑判决率自从年代末开始下降，但它仍然在美国最高。截止年底，阿拉巴马州的人均死刑执行率居于首位”（该书中译本第页）（笔者注：德克萨斯和阿拉巴马分别是美国拉丁裔和非洲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州）。

甚至到了“后黑人民权运动时代”的年代，克林顿政府还通过了“暴力犯罪控制和执行法”（ViolentCrimeControlandLawEnforcementAct），这个法案给了美国警察对具体案件所采取措施的决策权，并且这种“裁量”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族裔为标尺。举个例子来说，一名警察如在街上看见两个小孩（恰巧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同时横穿马路，便有权“只给白人小孩一个警告，而对黑人小孩开出罚单”。而这个法案在实操中发生的现象更加违逆了种族平等原则——有数据显示，目前以美国白人为标准，拉丁裔被捕率是白人的三倍，黑人五倍，保留地印第安人七倍，而这个比例的排序也与美国各种族的普遍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东亚人犯罪率还不及白人的一半，可能跟东亚移入美国的居民人口素质有较大关系）。这个法案也使美国黑人被警察误杀事件也越来越多，发生在和连续两年的，震惊全球的“华裔警察梁彼得误杀黑人”、“弗格森镇白人警察击杀黑人”事件，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而且讽刺的是，这两案都发生在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的任内。

另一个体现美国社会“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例子是，美国司法对吸食可卡因罪有着具体的判罚差异——将可卡因大致分为crackcocaine（霹雳可卡因）和powdercocaine（粉状可卡因）两种，crackcocaine是块状，一般纯度较低、致死率较高、比较便宜，powdercocaine是粉状，一般纯度较高、致死率低、比较贵，除此之外这两种东西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古柯碱制品，不过对于吸食crack的判罚要重很多。但由于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种族际财富积累鸿沟，黑人瘾君子一般只有资金去吸食crack，而白人瘾君子一般有能力消费powder，所以这事实上构成了对黑人社会的定向不公。

当时美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甚至延伸到了这样的趋势：时值美越战争期间，大量的黑人被征兵，而配套的对幸存退伍老兵的政策是“可以选择领取一次性安置金，或是政府资助的大学教育”，可大部分白人军官都会大规模系统性地极力劝黑人退伍老兵选择一次性安置金而放弃大学教育，这当中的不友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教育工作一直都是实现人口向上进行阶层流动的动力，但如果白人精英都只是选择性地对黑人“授之以鱼”地治标，真正治本的“授之以渔”则只给白人自己，则种族性的社会阶层差距就会一直存在。

然而，无数的社会研究和调查都指出犯罪率和种族（生物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没有直接关系，使犯罪率增加的首要因素是贫困。但许多持种族歧视观念的人却都混淆了因果：一些族群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而更加危险，而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特征而受到其他主体民族的歧视和边缘化，而导致他们的贫穷，从而使他们“更危险”。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而且更可怕的是，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梗阻着当时的美国黑人民权呼声，这主要集中在黑人的主观因素。在马丁·路德·金之前，也有过一些名声大噪的黑人民权运动家，例如美利坚建国早期的索茹尔内·特鲁斯（SojournerTruth）和废奴运动时代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但他们都局限在了“改革或变法派”，幻想着靠白人精英的“恩佑”实现种族平权。而只有马丁·路德·金是第一个倡导黑人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寄希望于白人统治者的民权运动领袖，因此他的事业才根本推动了质变。

总之，既然时至今日美国所有的少数族裔在美国都受过或者还在受到系统性的，“量身定制”的种族歧视（即便我们东亚裔也不例外，只不过形式上与针对非洲裔、穆斯林和拉丁裔等又有所不同），即便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翻遍美国宪法（含修正案）及任何刑法法条都找不到一句种族歧视的话语。因此，马丁·路德·金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美国历史千千万万个民权领袖中的一个，更在于他领导的运动的意义对整个美国社会所有的种族（更甚至全球所有的受压迫族群）都是一次洪钟闷雷般的震动。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适逢他的半世纪忌日时，黑人主观因素的民权理论自信正陷于一股巨大的暗涌，不可不谓“后院起火”。这股暗涌，从心理角度与上段所述当年的情形略有相似。

年，黑人记者、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Coates）以《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theWorldandMe）一书获得了该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全美书评家协会奖终选名单，他本人还于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在世界与我之间》的序言为“在这个美丽而残酷的世界，（我教会儿子）如何学会做个审慎并清醒的公民。三封家书，在世界与我之间。写尽父子情，读懂美国梦。”科茨试图通过呼吁“黑人无神论、对梦想和道德追求的不信任”来证明自己的“反抗”。书中热烈讴歌了“这届总统（奥巴马）为新一波黑人权威人士、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开辟了市场”，并称奥巴马的统治是“黑人的声望胜利”、“好黑人的政府治理的典范”：“我看到巴拉克·奥巴马的星星在政治天空上划过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白人为一个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艺人的黑人欢呼。他们似乎也因此而爱他，当时我还想着，他们也可能会爱我”。——看起来，这似乎是“由代表当前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力量的‘时代偶像’，发放的一份好鸡汤”，并且与马丁·路德·金当年奋战毕生的理想并无不同。

然而，科茨的观点遭到了同为黑人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以康奈尔·韦斯特（CornelWest）为最典型的代表。康奈尔·韦斯特是一位杰出的激进民主知识分子，他是哈佛大学公共哲学教授，并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他的经典著作《举足轻重的种族议题》（RaceMatters）享有盛名。近日他接受美国媒体的相关采访，结合《在世界与我之间》和科茨的另一著作《我们掌权这八年》（WeWereEightYearsinPower）对科茨“非政治性的悲观主义”予以了系统批判。

“科茨和我同属黑人自由斗争的背景，但他代表了新自由主义一派，貌似对白人至上主义持有激进态度却导致黑人的反击被忽视。这一派在新自由主义体制里谋取利益。此种体制鼓励人们对华尔街的贪婪或是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问题保持沉默。……科茨和我之间的分歧很明显——任何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分析或看法如果忽略了华尔街势力和美国军方政策的的核心作用，以及美国黑人群体阶级、性别和性向的复杂动态变化，就变得太狭窄了，且具有误导性。这对塔那西斯·科茨的世界观来说也一样。……科茨正确地强调了过去和现在一以贯之的白人至上主义后遗症。他看出白人至上无处不在，甚至确实提醒我们要注意它的掠夺效应。不幸的是，他几乎没有发觉我们对此所做出的反击，且从来没有把这个丑陋的遗留问题与以下现象联系起来：掠夺性资本主义实践、帝国主义政策（战争、占领、拘留、暗杀），黑人精英拒绝直面贫困、父权制、对变性者的歧视。……总而言之，科茨对白色至上主义着了迷。他认为白人至上全能、神奇、不可撼动。我很关心他对‘反抗’的叙述。反抗对于科茨来说只勉强具有审美意义——个人写作目的而已，与群体行动无关。它赚取了那些并不想分享权力或放弃特权的新自由主义者的鳄鱼眼泪。”这便是韦斯特基于阶级史观而阐发的直言，并直接向科茨发问：“你能怎么对抗一个坚持视你为其中一员的势力呢？”

韦斯特发现，科茨巧妙地引用了已故的伟人德里克·贝尔（DerrickBell）那消沉的世界观。但韦斯特强调：“贝尔为黑人的反击而狂喜，因黑人的抵抗而高兴，为了他对黑人和正义的热爱冒着生命危险和职业风险；而科茨没有做到认可这些（方法论层面的精粹）”。而对于其他一些重要的黑人民权符号，如马尔科姆·X（MalcolmX）和奥巴马，韦斯特也认为科茨对其的理解存在严重误解：“不用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揭露了白人至上主义事实的马尔科姆·X对美国也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然而，他的悲观主义既不廉价也不抽象，而是浸透着血和泪，满含对黑人和正义的热爱。不幸的是，科茨对奥巴马的忠诚造成了他对黑人历史的狭隘理解，他认为今天只有一个人能承受‘我们活生生的黑人男子气概’和‘我们自己的闪耀的黑人王子’（笔者注：这是美国进步主义人士赞颂马尔科姆·X的话语）这双重的敬畏——就是奥巴马。然而，奥巴马这位美国帝国第一位黑人首脑究竟是谁？崇敬他，难道不就等于仍然崇敬新自由主义？”

韦斯特认为，科茨试图通过呼吁“黑人无神论、对梦想和道德追求的不信任”来证明自己的“反抗”——不止“完全不指望白人”；对他来说，如果自由能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这种反抗”本身。这样一种世界观被韦斯特认为“对白人的看法是部落式的，自由观则是新自由主义的”，“在这个世界观下，各种族群体其实同质，自由则具有个体性；阶级不存在，帝国也不存在”，“这显露出，科茨对白人的认可抱有执念”。因此韦斯特总结称，“科茨的营销手段和任何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一样值得怀疑”，甚至还发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宿命论和对黑人自由的悲观主义能获得暴利，这是不是正符合新法西斯主义、美国风格的特朗普时代特点？”之后韦斯特还作了更大的延伸：“很显然，科茨狭隘的种族部落主义和短视的政治新自由主义观完全没有跟踪到华尔街的贪婪、美国帝国的罪行或黑人精英对贫穷的漠视。举例而言，他没有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