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故去再无大师

文：陆键东

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陈寅恪是位学术大师，但是他的最后20年充满艰辛与苦难，他经历了哭泣的年，他遭“膑足”双目失明之磨难，但就是这位暮年老人拒绝向权贵低头，谱写一曲人格正气之歌。

一

探寻这位心实已死、只余躯壳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师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尽管这非常困难，印痕已渺不可辨。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

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二十多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画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

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着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段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革命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着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着。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随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

在年至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明，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陈寅恪的“不甘心”，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而他作为一个学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惨遭蹂躏为代价，经受了平生以来最残酷的一次考验！

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年1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着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年夏，唐篔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幅“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在生命快将终结之时，历史与现实强加给人生的各种“俗累”逐渐隐去，最古朴的一种情怀开始弥漫。

生命经历了数十年的奋进、搏斗、挣扎后，终于又回复到它最朴质的本色:自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万般忧愁，活着是一种痛苦。陈寅恪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副对联，非是文化意义的，更非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一个感受－关于生命的苦难。

唐篔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篔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在唐篔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篔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着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篔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中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年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友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分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

“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到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陈寅恪死得很平淡。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这样死去，在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经年的苦难一朝得结束，于陈寅恪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壮留给了后人。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

四十五天之后，年11月21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篔亦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篔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篔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唐篔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篔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

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篔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着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姐志节”的唐篔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姐母殉夫死，姐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七十一岁的唐篔，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篔，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年11月21日这一天。

四

命运各异，但悲剧却相似。让我们看看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来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终归宿吧！

陈序经，在年兼任广东暨南大学校长，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陈序经因岭南大学那段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受到专案审查。年2月16日，一向身体很好的陈序经，在南开大学面积仅6平方米的临时居所里突然去世。“造反派”坚持说陈序经是畏罪自杀，结果解剖尸体表明，陈序经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六十四岁。陈序经身后遗下四、五百万字的著述。陈序经死后，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寿恺，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医院院长、教授。“文革”期间因在四十年代曾为汤恩伯、俞大维、陈诚等人看过病而受到一连串的迫害与凌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周寿恺被秘密地关押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饱受摧残折磨。年6月15日，对内分泌学素有研究与建树的周寿凯，因“造反派”拖延时日不给医治而死于胃出血，年仅六十四岁。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因精神苦闷忧郁成疾，在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仅六十二岁。

刘节，是运动初期在康乐园第一个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间，刘节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斗争完毕，红卫兵们仍意犹未尽，当场喝令刘节“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的夹击下，年已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大礼堂。当社会传出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刘节却这样对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判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年，中山大学一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对刘节有这样的记述，“刘节旧思想仍顽固，在学习班上还说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精神，还大谈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义。”年“林彪事件”后，“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杨荣国走红，与“尊孔”的刘节形成尖锐的对立。杨、刘两人十余年间的恩恩怨怨纠缠已变成一个不可化解的死结。刘节再遭精神上的迫害。年7月21日，刘节死于喉癌，终年七十六岁。刘节身后遗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湿，绝大部分让虫蚁蛀蚀掉，剩下的残卷不足两箱。

吴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年，在一场批斗中吴宓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陈寅恪晚年遭受“膑足盲目”的痛苦，吴宓都经历到了。这位毕生都具有书生气的学人，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笑话”:吴宓知道“造反派”即将来抄家，他想到了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便急忙请求一个亲友将日记运走。待这件事安排妥当，吴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将此事详尽记录下来。后来吴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吴宓的日记。但抄家者却发现了吴宓述“日记运走事”的那个簿子，遂按图索骥最终还是将吴宓视作毕生心血的日记悉数抄走。“迂”得可爱的吴宓，在年9月8日给中山大学寄去一信，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历二十余年“新风尚”的洗礼，改变不了的还是人生。年1月17日，时年八十四岁的吴宓去世。可算高寿的吴宓，如何度过最后屈辱的十年，历史当还有许多“待发之覆”。

黄萱，年7月离开陈寅恪回到历史系参加运动。尽管这位善良的女性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但陈寅恪的命运也就是她的命运。在“揭发批判”最紧张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大楼，曾挂出一条从楼顶拖到楼底的巨幅标语，上书“黄萱与陈寅恪同穿一条裤子”。陈寅恪死后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黄萱交待所谓“与陈寅恪的关系”、“为陈寅恪干了些什么坏事”等材料。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捕捉到一个“新动向”: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该年历史系一份总结报告逼真地描述了这一“革命行动”的全过程:清查小组第一次找黄萱谈话，“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二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宣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一生淡薄名利与金钱的黄萱。年，她挚爱的丈夫周寿恺怪遭折磨而死。其时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后一眼，留下了终生的痛恨。六年后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夺走了她心爱的两个小外孙。至此，这位目睹了与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女性，已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当年，陈寅恪对自己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这样的评价:“拿得起，放得下”。年，六十三岁的黄萱悄然退休，开始住在广州，后移居故土厦门。在鼓浪屿那座宽阔的别墅里，这位陈寅恪晚年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超然世外，日观云海，夜听涛声，依然勤奋地读书，静静地感觉日子的流逝。拿得起，放得下。陈氏知黄萱深矣！

端木正，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陈寅恪的不满。这是迄今仅见的陈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档案记录。“文革”期间端木正再受冲击。年中山大学恢复成立法律学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后兼任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最年长的法官。在陈寅恪晚年信赖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化，他有幸在晚年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热和光。历史毕竟在前进！

节选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附：陈寅恪口述，其弟子汪篯记录了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年北京当局准备请陈寅恪到中科院史语所任职，并让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前往邀请陈北上，万没料到收到陈这样的答复）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